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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璋本的人物评价(《大师的剪报》的阅读答案)

  作者:   古诗文网   类别:    知识     发布时间:  2024-02-09    点击:  203 次

徐璋本的人物评价

网上有关“徐璋本的人物评价”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大师的剪报》的阅读答案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本文作者:谢泳 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3、40年代徐钱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应该指出的是,钱学森的大学也是在交通大学读的。1955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狱。

从徐璋本入狱前的经历看,他归国后基本上是从事教学工作,即使他1957年不入狱,是否能够介入以后的两弹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钱学森的私交确实很好。

《人民日报》2005年6月刊载原钱学森秘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员的钱学森》 ,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钱学森如此荒谬地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是否与经济上接济徐璋本的家属而被迫检讨,感到的压力太大,急于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择路,留下千古笑柄,其中缘由就只有钱学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个人的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人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党史;一个只能作为平反右派被后人评说,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注定了他的历史定位与科学无关。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认罪伏法活动是中国监狱独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要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到了强迫犯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右派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得社会地位。虽然以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天资聪慧,入狱十几年把马列斯毛的书读了个通透,狱中召开的认罪伏法的大会小会上,凡这等人登台演讲,无一例外,口若悬河、引证据典,舍我还谁的样子。如果扣除时空背景和认罪内容,单听演说中的形势分析和理论探讨部分,一定会认为是一位中央党校的职场教员在宣讲。笔者现在还记得听这种演讲时的感觉,那就是荒唐。在监狱中,警察和政治犯之间话语系统的趋于空前的统一,这种话语系统的无差异性是一种创造,确实史无前例。而徐璋本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例外,在和他同狱的17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老先生登台演讲。徐璋本先生在每晚必开上的小组会上,凡轮到他发言,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他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的发言的最大逻辑性就是回避对自己“罪行”的认同。徐璋本是绝顶聪明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从不在任何场合从他自己的嘴里涉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说深说浅都是很危险的。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独特的生存方式面临严峻的考验。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吴纪仁(音同)。我记得吴纪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我残存的记忆中,吴纪仁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吴纪仁被枪毙前已经疯癫,他被关在单人禁闭室中,路过的人都能听见他在不停地宣讲,声嘶力竭。警方说他是装疯卖傻。吴纪仁被枪毙的那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没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开犯人大会,会上宣读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公告。那张公告上判处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吴纪仁先生。估计公审大会是上午开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读布告时,吴纪仁先生已经魂归黄泉。宣读布告后,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讲话,他警告不愿认罪伏法的犯人,吴纪仁的下场就是榜样。接着,黄大队长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点名者都必须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时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较开朗,所以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但这时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调离曲周农场。但是,关于徐璋本先生的消息总不断传来。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管弦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文艺活动向来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风向标,事到终极势必反,政治气候的转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监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最后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的人物。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都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指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在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邯郸地区被集中的人员当中,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潜送日俘小组组长宋忆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邹震先生也被集中,邹震先生事后谈起此事说,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与他49年以前曾做过南京《益世报》的总编有关,因为靠级评估的话,一个《益世报》的总编总不会小于县团级。至于邹先生的入狱所谓何事,却不闻不问。怪事还有,前文提到的高级干部黄理文也因这个释放国民党人员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为黄先生捕前享有干部的级别无论如何是省军级,兑换成国民党的干部级别远远大于县团级。按照这种思维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同级兑换,也不会小于县团级,因而也属于被集中人员。这次莫名的赦免来得尽管很滑稽,还是应该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员的第一次被解放,虽然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设置是认定这些人曾经是有罪的。 到了1979年春季,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数以千计的迁者与流者从千里万里之遥回到亲人的身边。我是其中最年轻的,27岁,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一切从头再来。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样的老人,当第二次解放降临的时候,20年的光阴已荒废和丢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与我回到北京。我们最后的来往书信,是为了一本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作者是量子力学奠基人,德国科学家波恩。这本书在王府井大街的内部书店出售。我买下了这本书。徐璋本先生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后,便写信托我帮他买一本。我再去内部书店为他购得并寄去此书。在收到我寄去的书后,徐璋本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顾量子力学诞生的过程和它对物理学的影响。其中谈到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以及构建大统一理论的哲学意义。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涅槃与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分开拓着物理学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国的青年智者。 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1940年,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可以想象,29岁的徐璋本已经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只能是以数十人计,绝对是凤毛麟角。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个没有民主和科学传统的国度,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那时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着飞扬的神采和远大志向。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才华,也为自己建功立业。但是1957年的突变改变了一切,命运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而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对科学的追求,只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哀范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经作古。他不足160公分的身高;话音的南腔北调;还有那脸上总是略带着的微笑——这就是他留给我中的印象。

《大师的剪报》的阅读答案

钱学森是我国两弹元勋的功臣。在世界上也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是我国载人航天的奠基人,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没错航天和原子弹他都干,就是这么厉害),

在回国之前,钱学森曾在著名大学担任教授一职,还是一个重要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在祖国需要人才之时,钱学森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在钱学森的带领下,我国导弹、原子弹的科研进度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毫不客气的说他是中国近代军事化的奠基人。

钱学森对于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人物,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嫉妒。不少海外特务一直以来都把钱学森列为暗杀对象,所以钱学森的安全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在钱学森的工作期间,曾遭到了特务的暗中威胁。特务在钱学森食用的饭菜中动了手脚,想要以此来危害钱学森的生命,但是幸好被及时发现,没有给钱老带来身体上的伤害。

经过此事后,国家为钱学森特意派了一名食品安全检验员,在钱学森的身边,负责钱学森的食品安全,加强对钱学森的食品安全上的保护。这名食品化验员在钱老身边一待就是六年。六年期间,他每天严格按照规定对钱学森的饮食进行化验,并且每一道饭菜都要保存取样,24小时之后,如果没有任何异样才能丢弃样品。

在这六年期间,食品化验员每一天的工作都严谨细致,消除了任何危险的苗头,保证了钱学森有精力投入在研制两弹的工作上。这种高级别的安保待遇在当时 社会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可能十大元帅的待遇都不及如此,而关于大家都想知道的有关金钱物质上的待遇,在此不再多说,毕竟已经有很多优质答案了。

钱学森自从回国之后,在国内担任了相当多的职位。他曾经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代力学主任,也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不下十几个职位。如果硬要对应一个行政等级,应该算作是副国级朝上。

钱学森回国之后,先后为国家的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等诸多方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当时没有钱老一批人的存在,我们很有可能到现在都没站起来。如此的一位 科技 人才,即使在当时特殊条件之下,他的待遇也不是一般副国级可以比拟。

当然到达钱老的这个层次,他的待遇不是简单的金钱可以对应的。但是工资等水平的高低,也从侧面能反映钱老的待遇。当年钱老千方百计的从美国回来,可是放弃了美国相当高的优待。那么这个优待到底多少?

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少人才也开始回流。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华裔科学家没能回来,一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待遇太优厚,二是当时美国拥有最先进的科学前沿。其实第二点才是对学术人才最为吸引的地方,然而面对这么多诱惑,钱老还是回来了。

钱学森曾经在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当过老师,他一个月的工资平均下来是2000美金。而当时美国普通居民一年收入是3500美金,然而他的教学工资只是收入的一小部分。

因为他的工作主要还是研究为主,在当时美国的物理研究所有挂职,每月可以领到1600美元的薪水。而且当时钱学森是给美军部队研究高尖端的技术,所以当时的美军每年要给钱学森保底5万美元。

每当一项新技术的研发成功,还有一个额外的奖金。所以单独在该方面的收入,每个月平均下来也有5000多美元。所以杂七杂八的工资加在一起,钱学森一年的收入在10万美元左右。况且他平时生活所需的东西,其实基本都可以报销。

其实他在回国之前,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国内的生活条件不好。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经济方面发展并不怎么样,国家给元帅的工资也只不过是500多块钱左右。钱学森回国之后,国家给他发放的工资是按照一级教授的水平,每个月是基本工资300多块钱。再加上每个月100多块钱的津贴,其实是差不多500。

作为国家级特殊 科技 人才,他的日常开销等花费都是由国家报销。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东西也没法买。钱学森别的嗜好没有,唯独喜欢拍照。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台照相机,他一开始并不知道500块钱能花多久。

这些工资基本都用来买胶卷了,一个月时间之后发现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就告诉夫人,我们以后必须省着点了。从这之后基本就把照相机封存了起来,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一般都不会拿出来。他还告诉夫人:“虽然国家对我们有很多照顾,但是我们还都是普通人”。

钱学森回国之后,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也是煞费苦心。因为担心有人刺杀他,所以配备了24小时的贴身侍卫。科学院有一辆 汽车 ,一般都是谁用谁开。但是后来考虑到钱老的需要,给他单独配了一辆 汽车 。又没想到之前一直生活在美国,据说这辆 汽车 还是美国造。

除了在日常的出行上面,国家还给他配备了一位食品检验员。就在他家的旁边建立了一座实验室,负责保障期食品安全问题。每份菜都要在这里先化验,才被送到厨房去烹饪。吃完之后还不能扔,要留样24小时观察。要知道这种待遇,当时的元帅都享受不到,只有古代皇帝曾经有过。

不是国家给的工资待遇不高,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面,国家已经做得很好。而且他自己也说“我姓钱,但是不爱钱。我是 科技 工作者,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除此之外,他还给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钱学森曾经出过多本科研类著作,他都把这些稿酬全部捐出去给贫困学生。晚年他曾经获过两笔100万元的港元科学奖励,也全部被他捐出去用于治理环境。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80岁高龄的钱学森退出科研一线。为了表彰他的科学贡献,曾经计划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尤其是在颁奖仪式出来之后,媒体开始大肆的宣传。一时激起了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钱学森得知后非常生气,把他的秘书涂元季叫过来,并且严肃的说: “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奖励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那个集体,那一代人。所以,‘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请你马上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

在他的坚持之下,这股浪潮才告一段落。从这里以后,所有想过来采访钱学森的媒体,基本都被他拒之门外。2009年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去世于北京。

我老走时,全国人民请愿,要国家为他降半旗,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参加葬礼,说明钱老的地位有多高。

没有钱老时,中国只能跟苏联老大哥混,有了钱老后,中国自主设计导弹,卫星,运载火箭,并取得了优异成绩,现在已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

钱老回归是中国外交的胜利,毛主席对周恩来总理说:只要能让钱学森回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什么让步都可以谈,什么付出都是值的的。

中国外交尽了最大的努力才让钱老回国,毛主席对钱学森说:你不只值三个师,六个师都不止。

钱老放弃在美国的优越条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诱惑,毅然决定返回当时贫穷,工业百废待兴的中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当时中国不仅老百姓不知道导弹,运载火箭,连知识分子也是一头雾水,军队更是盼星星盼月亮,希望有自己的导弹,运载火箭,保卫国家的领空,反击美帝的嚣张气焰。

钱老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必须一切从头来,先教大学生基本理论,后教生产单位怎么生产,再教国家发改委怎么众筹,最后教军队怎么统筹。

所以钱老不仅精通导弹,卫星,运载火箭,还精通经济,《工程控制论》不仅是一部学术巨著,还是经济巨著。

中国靠着《工程控制论》,集中全国力量,短时间研发出了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卫星,现在还在影响着中国,现在的2025工业计划,就是《工程控制论》的一部分理论产物。

中国人尊重科学,因为过去吃了太多不尊重科学的亏,从鸦片战争,中日战争中懂得了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这道理,特别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意识到中美在 科技 上的差距,如果有一半美国的武器,有空军掩护,早把美国赶下海了。

所以全国人民都尊重钱老,认为给再高的礼遇都不过,再高的待遇都不过,再高的荣誉都不过,把全中国的房地产商绑在一起,也不如钱老的贡献大。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对我们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那时国家不富裕,国家级元帅的工资是(478 536)元,1955年,国家按照中国科学院一级教授工资给钱学森每月335.8元,1957年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月加100元津贴,加上中国科学院每年年底给钱学森500元左右的奖金,以及国家后勤的保障,钱老的待遇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国家级别。

钱学森是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心下,通过外交途径,钱学森才得以顺利回到祖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中。

1955年中国军队授衔结束后,主席特批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当时中将基本上是大区副职或正兵团职)

为保护钱学森的安全,国家为钱老配备了专职食品化验员,在当时中国科学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连十大元帅都没有这个待遇。

1964年12月26日,这一天,一向反对祝寿和过生日的主席打破常规,特意宴请了中央***和一些科学家来参加,钱老原本与科学院士一桌,主席特意将钱学森叫到自己一桌,而且就坐在主席身边的位置。

钱学森的待遇那是国家级别的。

记得报道中国政府多方努力1956年钱学森从美国辗转回到中国穿上军装,55年军队正规化授衔工作基本结束,毛主席特批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负责国防部五院正兵团配专职食品化验员(元帅都没有的待遇)当时开国中将基本上大区付职或正兵团,可见对科学家钱学森的重视程度!

说钱学森的待遇高,其实是指一些安保之类的特殊待遇,比如吃住行之类的特别安排,论工资,其实是不高的。很简单,中国当时并不富裕,没办法给科学家很高的工资,吸引科学家回国的,是那颗拳拳报国心,而不是什么物质条件。

有资料披露,钱学森回家后,他的工资大概是一个月三百多,津贴一百多,比一般的工人当然要高一些,但也高不到那去,也就是四五倍的样子,相当于今天的四五万月薪吧,现在很多企业的中层干部都是这个收入啦。

而且跟钱学森在美国的收入没法比。钱学森在美国当时能拿到十万美金一年,这是六十年前的美金,比现在值钱多了,可以算是美国的富人了。

回国之后,钱学森对钱的概念不足,不知道三百元能买什么,因为也不用买,吃穿住是国家全面照顾了。所以他就买胶卷,因为喜欢拍照嘛,但当时这个东西是稀罕物,很贵,拍了一个月下来,发现买胶卷就花光了工资,这一下就不敢买了。

说回待遇高,是指一些特殊的待遇,比如安保,据资料披露,钱学森有专门的伙食,还有毒品检测,因为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对中国的重要性。

另说一个故事,钱学森回国时,担任第五研究院的院长,平时出行坐单位的公用车,就是 汽车 是公用的,谁需要谁坐,这当然不方便,后面,聂荣臻元帅就指示专门给钱学森安排一辆专车。

办事人员就给钱学森找了一辆车。考虑到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就给钱学森找了一辆美国产的 汽车 ,这个 汽车 是天蓝色,很漂亮。可是聂荣臻一见,就说不对,这个车不能给钱学森用,因为这个车太扎眼了,全北京就两辆,开出去不安全,就给钱学森换了一辆黑色的。

所以,钱学森的待遇,更多的体现在对他的重视程度,而不是物质上的奖励。

其实,很多两弹元勋的工资都不高的。

有一个故事大家也听过,杨振宁有一次回国,探望因为研究原子弹而患重病的邓稼先。杨振宁问,你搞出了原子弹,国家给你多少钱啊。

邓稼先答:原子弹奖金10元,氢弹也是10元。

所以,老一辈的科学家是不讲待遇的,当然,新一代的科学家,应该要讲待遇,我们也鼓励讲待遇的科学家。

新中国建立以后,钱学森突破种种阻力终于回国。那个时候,钱学森的每个月的工资是335.8元。1957年,钱学森每月在家100元津贴,同时还有每年年底还有500块的奖金。另外,钱学森还有国家后勤保障。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工资水平,那个时候中国十大大将的工资是425元。所以按照当时的标准,钱学森的待遇可以说是国家级别。后来,为了保证钱学森的安全,钱学森还专门配置了专职食品化验员。这在当时连十大元帅都没有这个待遇。

钱学森一生获得了荣誉无数。

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9年美国加州理工杰出校友奖;

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章;

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钱学森真的厉害,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在钱学森的努力带领之下,1964年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个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其实,在钱学森未回国之前,早已经是闻名天下的科学家了。钱学森是伟大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的学生。在1938到1947年,钱学森发表几十篇重量级的文章,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比如“卡门——钱学森”公式。所以他年仅35岁便能成为麻省理工终身教授。

正如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一样,“他(钱学森)已经就是不可置疑的天才。”钱学森不仅是中国的模仿科学家,也是美国任心中杰出的科学家。所以才有钱学森不管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说法。

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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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钱学森先生的工资,在美国的时候月薪是十万美元。回国后 按照一级教授的指标月薪是358.42人名币。再加上一个每月100元的津贴。以及年底的奖金。这样折算下来是每个月500块钱吧。

现在看着很少但其实已经是国家能够拿出的很高的待遇了。

说到钱老不得不提提杨老。杨振宁工资收入多少没有确切信息。但光一个资深院士的头衔每个就有一万的津贴。 最近二十年杨老的捐款计算下基本上是接近一个亿了。

从钱老当时在美国的待遇来说,美国领先我们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是必然的。但如果现在科学家,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如果还上不去,那么美国还是会继续领先我们几十年的。

凭着这么多年的报道与介绍,认为对钱老的待遇非常高。1.首先物质方面、生活方面、安保方面、 社会 地位方面自我感觉最次是副总理级别,因为一般院士是副部级别,至于钱老接收不接收是另一方面。2.精神方面对待感觉是 科技 圣人,国家首脑都会去拜望,这是最大的殊荣!这方面实际就是国级待遇。3.这里提金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提金钱也就是没头没脑的笑柄了。以上只是凭各类报道得出感觉。

当时处级干部工资130元---270元。普通工人32元---140元。

钱学森妻子190元

钱学森成长的故事

我有幸见到了钱学森保存的剪报,总共629袋,24500多份,装满好几个书柜。剪报,是钱学森的资料库、信息库。他的剪报按照不同的内容,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袋上写明剪报的主题。有的主题的剪报很多,他就分几个袋,一、二、三……这样编列下去。钱学森有3位秘书。我原本以为,这些剪报大约是钱学森在报纸上画个圈,他的秘书帮助他剪下来。令我惊讶的是,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告诉我,这些剪报全是“老爷子”自己动手剪的!在工工整整剪好之后,钱学森把剪报端端正正贴在白纸上,再注明报刊名、年月日,便于日后引用时注明文章的出处。

钱学森喜欢看报。他每天要看的报纸依次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服务员知道他的阅读习惯,每天收到这8份报纸之后,必定按照这一顺序放好,送给钱学森。钱学森逐一看完,必定按照“依次”的顺序放好。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以为有保存、参考价值的文章,就剪下来保存。 钱学森看报很仔细。有一回,他的秘书涂元季告诉他,这一期《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母校。钱学森马上回答说,不是一期,是连载了两期!

钱学森的阅读面很广。他不光是看报,而且阅读方方面面的杂志,既有他的专业方面的杂志,如《力学学报》、《中国航天》等等,也有自然科学杂志《科学通报》、《物理学报》、《Scientific American(科学美国人)》,还有社会科学杂志《新建设》、《语文建设》、《中国图书评论》等等。钱学森家中,藏有15000多册他阅读过的期刊。值得提到的是,从1958年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直至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他每期必读。

钱学森的剪报习惯,其实早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养成。1950年8月下旬,美国海关无理扣压了钱学森的8大箱准备托运回国的行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细细审查这些行李时,发现内中有9大本按照不同主题分类的剪报。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的科学家的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1955年6月15日,在美国处于软禁中的钱学森,寄出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到祖国。为了说明美国政府扣留他的情况,特地在信中附了一份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关于他在美国遭到软禁的报道的剪报。陈叔通先生把钱学森信件连同剪报当即转给周恩来总理。钱学森信中所附的这份剪报,使周恩来总理看了之后,清楚地知道钱学森在美国艰难的处境,对于争取钱学森回国起了很大作用。

钱学森也注意保存自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剪报,便于自己查阅、检索。1994年7月5日,钱学森在致王寿云等人的信中,亲笔写了一份《钱学森论文艺与文艺理论著述目录》(1980年至1994年),开列了自己的21篇文章目录,这目录极其“规范”,不仅按照文章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都按照篇名、报刊名、年月日。倘若是报纸,还注明第几版;倘若是期刊,则写明第几期、第几页。这种精确到报纸的版、期刊的页,体现了钱学森治学的严谨。年过90之后,钱学森虽然仍每日坚持看报,但是毕竟体力有限,已经无法亲自剪报。他只能请身边的服务员代劳。不过,服务员要么贴歪了,要么日期、报刊名写不完整,钱学森不满意。钱永刚说:“我来!”钱永刚贴的剪报,跟钱学森一样规范,钱学森这才满意。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交通大学读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是匈牙利人。可后来的事,钱老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冯·卡门教授的修生,并且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提升至了他的最得力助手。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小神童梦想大英雄

“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

钱学森生于杭州,落地不久便随父母移居上海,3岁时,全家迁居北京。

钱学森的母亲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在教育孩子方面很有一套。钱学森很小就有自己的作息表:清晨,准时起床,锻炼身体;早饭后,母亲教儿子背诵唐诗;休息时,钱学森自己看一些儿童读物;下午,或者画画,或者写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钱学森天资聪颖、悟性极高,记忆力尤其出众,3岁已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及一些启蒙读物,如《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还能心算加、减、乘、除。所以,钱家的聪慧“小神童”打小便名声在外,走到哪里都能得到长辈们的喜爱。

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旺盛。父亲买的儿童读物已经不能吸引他了,他开始将目光转向父亲的大书橱,常常自己抱着厚厚的大书专心致志地看。

有一天,钱学森问父亲:“《水浒》中的108个英雄,原来是天上的108颗星星下凡的。人间的大人物,做大事情的人,是不是都是天上的星星变的呀?”父亲认真想了想,回答说:“《水浒》是人们编写的故事。所有的英雄和大人物,像岳飞、诸葛亮,还有现在的孙中山,都不是天上的星星,他们原本都是普通人,只是他们从小爱学习,有远大的志向,又有决心和毅力,不惧怕困难,所以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钱学森听罢大受鼓舞,他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

小飞镖蕴含大学问

“我的飞镖没有什么秘密,我也是经过多次失败,一点儿一点儿改进的。”

读小学时,男孩子们都爱玩飞镖——它用硬纸片折成,有尖尖的头部和一副向后斜掠的翅膀。做得好的飞镖,掷出去能像燕子一样飞行,还会在空中盘旋一番。钱学森很快成了个中高手,他折的飞镖总是飞得又稳又远,小伙伴们谁也赶不上他。有人不服气,拆开了他的飞镖检查,想看看里边是否搞了什么“鬼”。老师就让钱学森把飞镖复原,请他当着大家的面重新折好,再掷一次。结果,他的飞镖还是第一名!

老师请钱学森讲解其中的奥秘。钱学森说:“我的飞镖没有什么秘密,我也是经过多次失败,一点儿一点儿改进的。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它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头轻尾巴沉,它向上飞一会儿还会往下栽;翅膀太小飞不平稳,翅膀太大就飞不远,爱兜圈子……”得到秘诀的小伙伴们照他的话去做,果然折出飞行能力更强的飞镖,大家都很高兴。

最受震动的,还是钱学森的老师。小小飞镖里蕴含了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钱学森无师自通,竟然自己悟出来了。这个孩子不简单啊!

一个仰望蓝天的孩子,清澈的目光穿越了无数云层……这个镜头,或许是钱学森追逐蓝天梦想的第一次定格。

20多年后,钱学森成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在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方面卓有成就。“一人能顶五个师”的他,亲手谱写了新中国从“两弹一星”到“神舟一号”的飞天神话,并带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飞跃太空。

小细节体现大气度

“你们谁敢跟我比?到学期末再看,到底是谁的成绩好!”

1933年,22岁的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读三年级。在一次水力学考试中,钱学森得到了金悫教授批给的满分。当试卷发回手里时,钱学森自己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错:在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Ns”写成了“N”。钱学森立即指出自己的错误,主动要求扣分,并把试卷退给了老师。金教授一看,这个被忽略的错误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笔误,但他深为钱学森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科学品德所感动,便扣掉4分,给了钱学森96分。

在钱学森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最拔尖的。好到什么程度?在国内不用说,每个学期他都能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刚到美国留学时,有些同学瞧不起他,老在他面前说中国落后,说中国人抽鸦片、妇女裹脚等。年轻气盛的钱学森听了很不高兴,说:“我们中国现在是比美国落后,但是作为同学,你们谁敢跟我比?到学期末再看,到底是谁的成绩好!”那几个美国人听了直伸舌头,再也不敢说中国的坏话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钱学森的成绩非常好,谁也比不过他!

有一次考试,一名教授出了很多的偏题、怪题,以至于很多学生不及格。大家气愤不平,认为教授是有意让学生难堪。当集合起来准备抗议的学生来到教授办公室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教授早已把钱学森的答卷贴在了门上。不但考卷上的所有题目全部答对了,而且卷面非常整洁清爽,甚至没有一处修改和涂抹的痕迹。这说明他不仅会答,而且毫不费劲,是一口气完成的。教授在卷子上给了一个大大的A,后面还有三个“+”号。想闹事的学生全傻眼了。

零起点走向大辉煌

“我没有工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五年回国路,十年两弹成。”

如今再看钱学森的报国之路,实在是充满了艰难险阻、重重波折……但在钱学森心里,那颗最明亮的北斗一直都在,那份炽热的爱国之情一直都在!牵引着他,牵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脚踏实地地从零起点迈步,向着全中国人民的强国梦想和辉煌未来稳步前进。

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他说:“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即使接近百岁高龄,钱学森也从未停止过在科学研究道路上的探索。在不久前出版的《创建系统学》著作里,人们惊讶地发现,钱学森晚年所做的研究工作,目标瞄准的是2049年——这一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陪伴了他26年的涂元季说:“如果说钱老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那就是他在书信中所表达的对祖国未来的设想,比如,204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是什么样子……”



徐璋本的人物评价

本文作者:谢泳 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3、40年代徐钱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应该指出的是,钱学森的大学也是在交通大学读的。1955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狱。

从徐璋本入狱前的经历看,他归国后基本上是从事教学工作,即使他1957年不入狱,是否能够介入以后的两弹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钱学森的私交确实很好。

《人民日报》2005年6月刊载原钱学森秘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员的钱学森》 ,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钱学森如此荒谬地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是否与经济上接济徐璋本的家属而被迫检讨,感到的压力太大,急于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择路,留下千古笑柄,其中缘由就只有钱学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个人的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人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党史;一个只能作为平反右派被后人评说,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注定了他的历史定位与科学无关。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认罪伏法活动是中国监狱独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要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到了强迫犯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右派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得社会地位。虽然以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天资聪慧,入狱十几年把马列斯毛的书读了个通透,狱中召开的认罪伏法的大会小会上,凡这等人登台演讲,无一例外,口若悬河、引证据典,舍我还谁的样子。如果扣除时空背景和认罪内容,单听演说中的形势分析和理论探讨部分,一定会认为是一位中央党校的职场教员在宣讲。笔者现在还记得听这种演讲时的感觉,那就是荒唐。在监狱中,警察和政治犯之间话语系统的趋于空前的统一,这种话语系统的无差异性是一种创造,确实史无前例。而徐璋本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例外,在和他同狱的17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老先生登台演讲。徐璋本先生在每晚必开上的小组会上,凡轮到他发言,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他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的发言的最大逻辑性就是回避对自己“罪行”的认同。徐璋本是绝顶聪明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从不在任何场合从他自己的嘴里涉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说深说浅都是很危险的。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独特的生存方式面临严峻的考验。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吴纪仁(音同)。我记得吴纪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我残存的记忆中,吴纪仁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吴纪仁被枪毙前已经疯癫,他被关在单人禁闭室中,路过的人都能听见他在不停地宣讲,声嘶力竭。警方说他是装疯卖傻。吴纪仁被枪毙的那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没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开犯人大会,会上宣读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公告。那张公告上判处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吴纪仁先生。估计公审大会是上午开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读布告时,吴纪仁先生已经魂归黄泉。宣读布告后,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讲话,他警告不愿认罪伏法的犯人,吴纪仁的下场就是榜样。接着,黄大队长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点名者都必须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时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较开朗,所以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但这时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调离曲周农场。但是,关于徐璋本先生的消息总不断传来。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管弦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文艺活动向来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风向标,事到终极势必反,政治气候的转向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监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最后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的人物。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都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指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在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邯郸地区被集中的人员当中,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潜送日俘小组组长宋忆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邹震先生也被集中,邹震先生事后谈起此事说,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与他49年以前曾做过南京《益世报》的总编有关,因为靠级评估的话,一个《益世报》的总编总不会小于县团级。至于邹先生的入狱所谓何事,却不闻不问。怪事还有,前文提到的高级干部黄理文也因这个释放国民党人员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为黄先生捕前享有干部的级别无论如何是省军级,兑换成国民党的干部级别远远大于县团级。按照这种思维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同级兑换,也不会小于县团级,因而也属于被集中人员。这次莫名的赦免来得尽管很滑稽,还是应该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员的第一次被解放,虽然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设置是认定这些人曾经是有罪的。 到了1979年春季,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数以千计的迁者与流者从千里万里之遥回到亲人的身边。我是其中最年轻的,27岁,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一切从头再来。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样的老人,当第二次解放降临的时候,20年的光阴已荒废和丢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与我回到北京。我们最后的来往书信,是为了一本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作者是量子力学奠基人,德国科学家波恩。这本书在王府井大街的内部书店出售。我买下了这本书。徐璋本先生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后,便写信托我帮他买一本。我再去内部书店为他购得并寄去此书。在收到我寄去的书后,徐璋本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顾量子力学诞生的过程和它对物理学的影响。其中谈到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以及构建大统一理论的哲学意义。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涅槃与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分开拓着物理学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国的青年智者。 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1940年,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可以想象,29岁的徐璋本已经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只能是以数十人计,绝对是凤毛麟角。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个没有民主和科学传统的国度,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那时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着飞扬的神采和远大志向。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才华,也为自己建功立业。但是1957年的突变改变了一切,命运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而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对科学的追求,只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哀范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经作古。他不足160公分的身高;话音的南腔北调;还有那脸上总是略带着的微笑——这就是他留给我中的印象。

徐璋本的人物简介

徐璋本1957年成为右派(其右派言论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

被打为右派之后,被投入监狱,经历20年囚徒生活——徐璋本与钱学森先生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

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渡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徐璋本先生1979年被获平反,198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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